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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電信詐騙案件中引發的銀行民事賠償問題
發布日期: 2017-2-21    作者: 張晗    來源: 無訟閱讀
 
案例分析:電信詐騙案件中引發的銀行民事賠償問題
 
    作者:張晗——陜西標新律師事務所
 
    互聯網時代極大地便利了我們的生活,而風險也相伴而生。電信詐騙這種新型的犯罪形式就是縮影之一。犯罪分子通過電話、網絡或短信方式,編造虛假信息,設置騙局,對受害人實施遠程、非接觸式詐騙,誘使受害人給犯罪分子打款或轉賬等,完成詐騙行為。受騙人群從老人到高知分子,波及面極廣。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重拳打擊電信詐騙犯罪。
 
    但因電信詐騙犯罪的特殊性,對其打擊的難度極大,大量電信詐騙刑事案件難以偵破,受害人無法追回損失。在此現實背景下,大部分被害者會將銀行訴至法院,要求銀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查詢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公布的此類案件,銀行被判承擔賠償責任的案件不在少數。筆者以最近代理的一起電信詐騙引發的信用卡糾紛案件為例,簡要分析一下電信詐騙案件中引發的銀行民事賠償責任法律問題。
 
    一、基本案情
 
    李某系務農農民,2014年辦理了一張中國銀行的信用卡,額度33000元。2015年12月9日收到04006695566的銀行客服電話,電話告知:尊敬的李先生,您在我行辦理了一張信用額度的33000元的信用卡,結合您的用卡情況可以為您提升信用卡額度。請提供您的卡號和身份證號以核對您的身份。李某說出后“客服”繼續告知,核對成功,系統現在為您提升額度,您會收到驗證碼,請提供驗證碼我們為您操作。李某告知其收到的驗證碼后,“客服”提出由于系統較慢,提升的額度較大,程序較為復雜,建議刪除已經收到的驗證碼,耐心等待。
 
    就這樣,李某按要求告知了多個驗證碼。并在“客服”指示下刪除了短信,其實這些短信包括驗證碼短信及交易信息。就這樣從12月9日至12月14日,李某連續接到這個電話,為其提升信用卡額度,李某均向“客服”告知了驗證碼。直至12月14日,李某回撥銀行客服電話,才知自己接到的電話并非銀行客服,而是電信詐騙分子利用任意顯示號碼打來的假客服電話。自己信用卡的資金已經被犯罪分子分33筆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李某隨即向銀行提出質疑,凍結該卡,并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
 
    李某認為詐騙分子精準知道自己姓名及在中國銀行辦理了33000元的信用卡,并且其接到的0406695566電話與被告客服電話406695566極其相似,騙子要求其提供身份證號及卡號核對身份的要求也是各家銀行日常管理中經常會使用的。所以李某無法識別騙子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中國銀行在李某辦卡及用卡時均未向其進行手機驗證碼可以交易的風險提示,銀行在未經李某同意的情況下開通第三方支付,才導致李某被騙,銀行存在嚴重過錯,應該賠償其資金損失。李某遂將銀行起訴到法院,要求銀行賠償全部資金損失。
 
    二、法院判決
 
    法院經開庭審理,認為原告所持信用卡發生支出交易產生的資金損失應按照雙方責任進行分擔;原告在接到非被告客服電話后,未謹慎甄別即按照對方要求提供校驗碼,是產生他人利用第三方平臺發生交易的主要原因,原告負有主要過錯,應當對損失承擔70%的主要責任;被告在辦理信用卡時未告知原告持卡風險,在發送非匯款、付款等交易校驗碼時未盡到風險提示義務,故被告在開辦信用卡及服務中亦存在瑕疵,負有次要過錯,應對損失承擔30%的次要責任。
 
    三、案件分析
 
    本案系因持卡人泄露手機動態密碼導致的電信詐騙,與其他同類電信詐騙引發的信用卡糾紛案件一樣,本案的核心焦點是持卡人與發卡行的過錯劃分問題。
 
    1、客戶信息外泄,引發電信詐騙。
 
    所有的電信詐騙案件,取得被害人信任是犯罪活動重要前提。本案中,正是由于李某接到顯示與發卡行電話一致的“客服電話”,并且“客服”首先說出自己的姓名,辦卡額度等個人身份及辦卡信息,才使李某確信是銀行在聯系自己,放松警惕,完全信任自稱“客服”的犯罪分子。隨后其才按照“客服”的指示一一配合。對于任何一個善良管理人來講,都會認為自己的個人信息及辦卡信息,只有發卡行才能準確知曉。
 
    被告作為發卡行應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防護系統,保護持卡人信息安全。本案開庭審理時,被告未提交其對原告客戶信息采取安全有效防護的相關證據,可見銀行對客戶信息的松懈管理。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銀行的松懈管理,掌握客戶信息,以此為切入點,展開整個詐騙活動。
 
    2、銀行未盡到風險提示義務,原告對短信驗證碼性質功能不知。
 
    犯罪分子在騙取被害人信任后,以為被害人調高信用卡授信額度為由,要求其提供短信驗證碼。因為只有掌握短信驗證碼才能通過第三方支付方式將賬戶的資金支付。如果銀行不告知,對于非金融專業人士來講,是不可能知曉短信驗證碼等同于交易密碼的。本案中,被告提交的重要證據《信用卡領用合約》,證明其向原告履行了告知義務。而這份合約中原告的簽字卻非原告本人所簽。
 
    被告發送驗證碼時短信中僅提示:“謹防詐騙、切勿將手機與交易碼告訴他人,避免資金損失!”而其他銀行的短信提示則為:“短信動態密碼等同于交易密碼,我行工作人員不會向您索要密碼,任何人向您索要動態密碼、支付密碼均為詐騙,切勿泄露”。顯然,被告的短信提示未達到明示告知的程度。被告即未在原告辦卡時告知原告短信驗證碼的支付性質,在發送短信驗證碼時也未在短信中明確提示。導致原告對短信驗證碼的性質及功能全不知曉,原告才會將短信驗證碼告知“客服”。
 
    3、銀行未經原告同意為其卡片開通第三方支付功能,且未告知原告。
 
    信用卡卡片在自己手上,不使用卡片密碼,通過短信驗證碼即可將資金支付這種第三方支付方式顯然屬于非常規交易模式。銀行應該嚴格遵照客戶意愿及申請才能為其開通,并且在開通后及時書面告知,并留有書面告知資料。本案中,李某從未向銀行申請開通此種非常規支付方式,且銀行也從未向其告知過其卡片已經開通此種功能。李某甚至從未聽說過第三方支付平臺這種憑手機驗證碼支付的方式。基于其這樣的認知及有限的金融知識,李某無法知曉自己向對方告知驗證碼的行為會導致自己資金被支付,產生損失。
 
    4、銀行未采取任何動態交易監管措施,任憑原告卡片發生多筆可疑交易。
 
    早在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銀行卡安全管理預防和打擊銀行卡犯罪的通知》。其中要求發卡行完善對交易信息的動態監測,加強大額、可疑交易信息監測和報送。對大額交易、頻繁可疑交易發卡機構可以采取電話、短信等渠道向持卡人確認,必要時發卡機構還可采取臨時鎖定交易等措施,實現對持卡人信息的風險防控。
 
    本案中原告的信用卡賬戶被犯罪分子以每筆相同金額,相同支付平臺,連續六天分三十三筆,將資金全部支付。如此相同頻繁的可疑交易,被告作為發卡行沒有電話或短信與原告核實,沒有采取任何動態監管措施。
 
    綜上所述,本案中犯罪分子的詐騙手段并不高明,完全是利用銀行的管理漏洞及被害人金融知識的匱乏完成詐騙。原告未謹慎甄別,輕易提供驗證碼固然存在過錯。但筆者認為在劃分過錯比例時,應具體考量持卡人對于電信詐騙的甄別能力及現實可能性。對于任何一個非金融專業人士的持卡人來講,在沒有發卡行的專業提示及告知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日常經驗法則判斷。對持卡人的要求不能超越必要的范圍。
 
    被告作為發卡行從發卡到卡片使用管理中存在極大的管理漏洞及服務瑕疵。毫不夸張地說,銀行的一個短信完全可以阻止本案的發生。若被告也能向其他銀行那樣在短信中明確告知“短信驗證碼等同于交易密碼,我行工作人員不會向您索要”。相信原告馬上會意識到接到的并非銀行電話,不會按照犯罪分子指示告知驗證碼。那么犯罪分子將不會得逞,本案將不會發生。令人扼腕的是本案被告對其信用卡發卡及管理均未足夠重視,各個環節未按照相關法規政策規范操作。
 
    故筆者認為,無論是從個案公正,還是從裁判的社會效果來講,法院最終判決被告承擔30%的次要責任都是值得商榷的。雖然針對此類案件沒有明確的責任劃分法律依據,需要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但法官在裁判時,仍應綜合考量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社會公眾的認同度等因素,增強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確保裁判結果符合社會發展方向。能夠正確引導今后銀行的規范管理方向,增強社會公眾對銀行的信賴度。
 
    在電信詐騙頻發的大環境下,需要發卡行和持卡人分別約束自己的行為。銀行作為發卡行,無論資金、信息戰有和技術配備方面,都處于優勢地位,更應該增強防范意識,規范信用卡管理行為,加強對持卡人的用卡安全教育,從源頭最大限度地減少電信詐騙事件發生,避免成為電信詐騙案件中的“替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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